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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干部政策研究
崔汉苓
内容提要: 大青山抗日根据地作为晋绥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华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乃至全国抗日战争中，均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艰苦的游击战争中，如何正确合理的选拔、培养、使用干部则是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建立、发展和坚持下来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干部政策非常值得研究探讨。
关 键 词: 大青山 抗日游击 根据地 干部政策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目前是处在从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中①。” 日本侵略军深入中国内地以后，由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在后方留有广大的地区。这些地区为中国抗日军民开展游击战争，不断消耗敌人，壮大抗日力量提供了发展空间。要在敌后开展并坚持广泛持久的游击战争，就必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分兵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开辟了许多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作为晋绥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建立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8、389页，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式和任务》（1937年11月12日）。
一、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干部政策的特点
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要阻止日军南下、西进，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大西北，“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甚为重要①” 。1938年6月，八路军总部和一二〇师遵照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指示，组建起大青山抗日游击支队，挺近大青山，与当地游击队会合，开辟了包括绥中、绥西、绥南、绥东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在顽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过程中，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创造了极具鲜明地区特点的干部吸收、培养和管理经验。
（一）结合当地区民族特点，注重地方民族干部吸收培养
大青山地处少数民族地区，致力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发挥民族干部优势，通过民族干部与本民族群众的天然联系，动员少数民族群众积极加入到抗战的队伍中，是党的干部政策的总要求。毛泽东说过：“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1938年，张闻天在《关于抗日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中明确要求：“多找少数民族中的开明分子，给以教育，使之成为少数民族工作的干部。”
为了加强蒙古民族工作的领导，中共绥远省委设立了蒙民部，时任省委书记的白如冰兼任蒙民部长；在蒙古族比较集中的绥西、绥中的地委和县委也设立了蒙民部；中共土默特旗蒙古工作委员会是集中领导土默川蒙古民族抗日斗争的党的领导机构，在动委会中也设立了蒙民工作委员会；在绥察行政办事处以及绥察行政公署下设蒙政处，作为抗日民主政权的一个部门，专门处理蒙古民族工作事务，在专署和县的抗日民主政府中也分别设立蒙民部或科，具体开展蒙古族工作。在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有许多蒙古族先进分子踊跃加入抗日阵线，成为蒙古民族工作的骨干，还有许多人在各级蒙古民族工作部门担任领导职务。1940年初还组建了蒙古族抗日游击队，先后由李森、高凤英担任游击队队长。
在大量争取吸收地方民族先进分子加入抗日战线的同时，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党政军机关还非常重视地方民族干部的培养工作。从1939年秋到1942年，八路军骑兵支队和游击队多次护送蒙古族青年往返于大青山、西北、延安和伊克昭盟等地。成批的蒙古族青年冲破日伪军的封锁和引诱，毅然奔赴延安。在动员和选送蒙古族青年的工作中，中共土默特旗蒙古工委的贾力更、奎璧、勇夫和李森作出了重要贡献。1939年8月29日，第一批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蒙古族青年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这批蒙古族青年均来自土默特旗，共23人，他们是张录、布赫、云世英、云照光、云曙碧、云治安、云成烈、云祥生、云玲、云林秀、云晨光、荣志忠、巴增秀、李文精、李永年、金玉、李贵茂、朱玉珊、成义、云生格、奇峻山、赵俊峰、张玉庆等。为了照顾这些蒙古族青年，陕北公学将他们单独编队进行教学和管理，组成第55队，又称蒙古青年队，王铎任指导员。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党组织先后动员、组织了9批蒙古族青年到延安学习，加上部分汉族青年，共有100多人。其中蒙古族青年还有云丽雯、云北峰、潮洛蒙、浩帆、赵维新、李振华、达成义、任斌、云曙芬、墨志清、陈浩、锐军、徐史、黄静涛、黄静波、云志厚、李勇、王淑英、张才旺、成少江、李银标、李清、陈炳宇、寒峰、云一立、塔拉、李存义等几十人②。” 他们分别在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央党校进行学习。1941年延安民族学院成立以后，大部分人到民族学院学习，有的经过短期培训以后即返回大青山参加抗日斗争。乌兰夫、王铎、刘景平等在延安民族学院为培养民族干部作出了重要贡献。战斗在大青山抗日前线的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时刻关心着绥察青年的学习、生活和进步情况。1941年9月，绥察行政公署从本就紧张的经费中拿出一千元送给在延安学习的绥察青年，资助他们的学习。行署主任杨植霖、副主任苏谦益也致信慰问，向他们介绍大青山抗日斗争的情况，并热情勉励和召唤他们：“你们是国家的栋梁，所以，绥察人民热望你们努力学习，热望你们回来工作。”“我们站在大青山的最高峰谨代表绥察敌占区数百万人民遥祝你们进步，并致以亲切的敬礼③！”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在培养蒙古民族干部工作中，除动员、选送蒙古族青到延安学习外，还注重在革命斗争实践中选拔和培养民族干部。绥远沦陷区的共产党组织、大青山支队以及动委会、绥察行政公署都积极争取蒙古族先进分子参加抗日工作。在各级党政军组织，尤其是在基层组织中，一大批蒙古族先进分子成长起来，成为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
（二）结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注重加强民族政策教育
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开辟、发展并能够长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条件，更是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力量之源。虽然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有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也有同地方实力派的统一战线；有在农村的统一战线，也有在城市的统一战线；有同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也有同宗教、会门、社会团体的统一战线。但在所有的统一战线工作中最复杂、最艰巨、同时也是最具地方特点的就是与少数民族的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性抗战爆发后发表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就号召：“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一切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民族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④” 。“现时对国内少数民族的政策，首先和基本的应当是团结抗日⑤” 。
日本帝国主义扶植起来的伪蒙疆政府为了瓦解蒙汉各族人民的抗日力量，打出“复兴蒙古”、“抑汉扬蒙”的旗号，挑拨蒙汉民族关系，这在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正如张闻天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中指出的：“少数民族的重要作用，特别在西北，日本正在挑拨汉族与蒙、回的斗争，反对中国，破坏中国的国际交通线。国民政府对蒙、回等少数民族没有一定的方针（抗战建国纲领上，没有一条说道）。而它过去对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造成了民族间很深的仇恨。”“我们的方针：争取少数民族，在平等的原则下同少数民族联合，共同抗日⑥。”
为了适应抗日战争形势的要求，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干部的民族政策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绥察抗日民主政府不仅把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列入施政纲领，而且还在政权的主要工作中处处体现统一战线政策，时刻教育所有干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抗战的重要作用。
除了日常的政策教育学习外，根据地的党政军机关还非常注重在具体行政工作和游击战争中结合真人实例进行宣传教育。例如游击队的蒙古族领导人高凤英同志，就经常以自己革命的亲身经历向战士们讲述蒙汉各族人民的共同命运，宣传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政策”和种种欺骗宣传，指出日寇扶植“蒙疆政府”就是要吞并内蒙古，分裂中国，蒙汉人民只有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才能实现共同的解放。
经过不遗余力的政策宣传和实际战斗工作中的现身说法，使根据地的“群众不仅从政府的政策法令中体验到政府是人民的政府，而且在政府的工作人员中也深深地感到政权是在自己掌握之中⑦” ，使蒙汉干部提高了认识，增强了团结，巩固了根据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三）结合游击战争特点，注重工作过程中学习和提高
由于敌后游击战争的特殊性，“在绥远由区政府到行署，每个行政机关就是个游击单位，一个小游击队⑧。” 因此大青山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日政权不但有发动群众性游击战争的任务，而且政府的行动工作必须与游击战争结合起来。各级政府的工作一般都是在游击行动中进行，布置工作，检查工作，传达命令，甚至开会也在游击活动的条件下进行，这就是所谓人到哪里政府也到哪里的马背政权，不管是什么工作，都是在游击行动中解决的。
结合游击战争的特点，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坚持把“干部教育第一”落到实处，严格贯彻执行党中央干部教育的方针,即实行抗战教育；学用一致；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极端恶劣的毛病。即使是在1941年根据地最为困难的时期,还成立了大青山干部教导大队,姚喆亲自兼任教导大队大队长，对根据地部队和地方基层干部进行训练。“从1941年春到1942年10月教导大队共训练了三、四批基层干部，共六、七百人，这些同志陆续补充到根据地党政军各方面，带领群众坚持抗日斗争⑨” 。1942年3月，为了提高干部的素质，结合高度游击战争的特点，绥察行政公署对大青山游击区担任行政工作的同志下发了《绥察行政公署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指示中规定了干部的学习制度和学习内容，并根据干部的文化、政治等水平的不同程度将学习内容分为军事、政治、常识课和文化课四项。军事学习中强调“每个干部必须具备一般的军事知识（主要关于游击活动方面的），类如行军、宿营、侦查、警戒、应付围攻、袭击、遭遇等措置军事活动”除了基本的军事知识和军事技术外，为了适应游击战争的环境，还特别加强了骑兵技术的学习；政治学习主要涉及绥察行政公署实施纲领、法令、条例及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施政纲领，学习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运动史等；常识课学习包括中国地理、外国地理以及自然常识等；文化课主要针对文化水平低的干部进行。
仅1941年5月到1942年5月的一年中，绥察行政公署就提拔了大量优秀的各级行政干部。“绥中区由助理员、工作员、科员提为区长和科长的7人，绥西区6人，绥南区9人。共提拔区长、区副、科长22人。由行署秘书、专署科长、视察员提为县长者，绥中2人，绥西1人，绥南2人，共5人。提升专署科长者，绥中1人。由行署民政科长靳崇智同志提任绥西副专员（由延安晋西北派来增加干部数未计入）⑩。” 为了培训干部，1942年6月，从游击队、区政府工作人员中调20名干部，由行署开办培训班，培训2个月后，分配任副区长、科员和游击队指导员。为健全财政制度，改进经济上的收支混乱现象，行署还专门开办会计训练班，每次20天到1个月，前后共23人参加了培训（绥西一次9人，绥中两次9人，绥南一次5人），并在游击活动中训练。培训后的人员，按实际需要分别派到区、县、专属担任财务会计。
在极其复杂艰苦的环境中，抗日根据地的干部从游击战争的实践中学习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政权，坚持游击战争，干部队伍在不断地实践和学习中迅速成长和成熟起来。他们中大部分人勇敢大胆，会打游击，有独立坚持工作的能力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有丰富的敌占区对敌斗争和行政工作经验。
（四）结合敌后抗战特点，注重干部的审查和反腐工作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由于一直处于高度的敌后游击活动中，“一方面培养了干部的独立作战能力，但是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个别分子贪污腐化的行为，而且斗争环境尖锐复杂，敌人从各方面进行逼降诱降的活动，因此，一方面产生了考验了锻炼了一部分勇敢善战的坚韧不拔的干部，一方面也出现了个别动摇逃跑、无耻叛变的分子。同时由于抗日政府统一战线政策的关系，因此，一方面吸收了一些真正的抗日坚决的各党派的人才，一方面不免有些坏分子混入?。” 由于这些原因，对于干部的了解、审查和甄别就成为抗日根据地干部使用和管理的重中之重，1942年，绥察行政公署颁布了《绥察行政公署关于了解审查干部的指示》，明确规定了干部的了解审查工作的相关要求，指出“必须从每一干部之社会关系、经济背景、历史上现任工作上考察其质量与能力。分别淘汰一些不称职分子，惩罚纠正一些犯错误贪污腐化分子。及时提拔升任一些真正抗日坚决、有历史有工作能力的优秀干部。”同时对于不同程度的问题分别给予不同的处理，例如“有政治问题之内奸、叛徒，应分别予以肃清；对于过去虽犯错误而现在工作积极，且执行政府各种法令政策之干部，则加紧其教育。”
1941年11月2日，绥察行政公署颁布了《绥察行政公署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条例针对根据地所有干部，即“绥察地区的机关、部队、群众团体，办理公营企业及社会公益事务人员”，对贪污惩治的标准做了具体规定。条例的颁布对于根据地干部的管理起到了极大地作用，作为敌后抗日根据地，干部成分相对较为复杂，且又由历史和社会原因的影响，部分干部对于如何廉洁奉公，服务人民，并不是特别明确。以至于“有个别贪污腐化、脱离群众、不断违犯群众纪律的战士或工作人员，每易受敌人的诱惑?。” 甚至“由于贪污腐化走向了投降道路的?。” 因此，明确的惩治贪污条例的颁布，既给部分思想不端正，自律不严的干部敲响了警钟，又对甄别干部优劣，挖出蛀虫，纯洁革命队伍提供了纪律保障。
①《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历史档案部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贺龙、肖克、关向应电——关于建立大青山游击根据地指示》（1938年5月14日）。
②《内蒙古自治区志——中国共产党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页。
③《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历史档案部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2页，《杨植霖、苏谦益给绥察旅延同学的一封信》（1941年9月15日）。
④《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人民的解放斗争》，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页。
⑤《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82页。
⑥《张闻天选集》（三），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321页。
⑦《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历史档案部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3页，《绥察行政公署关于一九四〇年一月至一九四二年八月民政工作的报告》（1942年10月至11月）。
⑧《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历史档案部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5页，《绥察行政公署关于一九四一年四月至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游击队工作的总结提纲》。
⑨《土默特史料》第十四集，1984年印行， 第140—143页，《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学校》。
⑩《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历史档案部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3页，《绥察行政公署关于绥远行政干部问题总结提纲》（1943年1月）。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档案史料选编》，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第262—265页，《绥察行政公署关于了解审查干部的指示》（1942年）。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历史档案部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6页，《绥察行政公署为粉碎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给各级政府地方武装的指示信》（1941年9月）。
?同上
二、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干部政策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虽然实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干部政策，但是由于斗争经验、自然条件及大的政治环境的影响，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一）缺乏经验，部分政策制定不够合理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党政军机关制定的各项干部政策，虽然大部分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也不可否认，由于初期经验欠缺，对实际情况缺乏深刻的分析，加上特殊的敌后游击环境和恶略的自然条件制约，导致有些干部管理办法和条例不够实际，实施困难或无法实施。例如：“在政权组织机构的设置上搬套根据地的做法，也不切实际地规定了一套处、科等机构，尤其是要求乡政权的统一形式，更违背了政权工作上的‘隐蔽政策①’” 。
（二）条件制约，“三三制”政策未能充分执行
“三三制”原则作为统一战线政策的基本表现形式，从制度上为党外人士进入政权并占有一定比例提供了保障。对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和团结各阶级、阶层、党派和团体参与抗战，最终夺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是作为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却很难完全执行这一政策。据1941年1月的统计，“行署10个干部中，共产党员6（人），国民党员2（人），进步人士2（人）。绥中专署7个干部中，共产党员5（人），进步分子2（人）。绥西专署6个干部中，共产党员5（人），进步分子1（人）。绥南专署4个干部中，共产党员2（人），进步分子2（人）。9个县长中9个共产党员。绥中武川县区长、副区长5人中共产党员4（人），进步分子1（人），10个工作员、助理员中7个进步分子，3个中间分子。陶林县3个区长、副区长中共产党员3（人），12个工作人员，共产党员5（人），非中共人士6（人）。绥南9个区长中，共产党员9（人），绥南5个区长、副区长共产党员4（人），非中共人士1（人） ②③。” 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所在的绥察地区基本上是敌占区，区以上的抗日民主政府都处于高度游击活动状态，很多有心抗日的人士，很难完全做到舍家弃产随抗日政府去打游击。因此抗日民主政权区以上的干部大多数是共产党员。这是客观条件不具备所致，不易苛求。
（三）整风左倾，产生消极破坏作用
1943年3月到1944年7月，中共塞北区工委和塞北军分区开展了偏关整风，成为1942年开始的全党整风的一部分。偏关整风是对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和雁北地区党的干部进行的一次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偏关整风前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在偏关整风的后期却出现了问题，受康生“抢救失足者”及“左”的思想干扰与影响，偏关整风的“抢救运动”在审干过程中错误地进行了“反特”斗争，通过严重的逼供信，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使很多干部蒙受了政治打击，背负了沉重的精神负担，对革命队伍的内部团结产生了不良影响。而且偏关整风后期还从抗战前线抽调了大批的干部参加“抢救”，许多同志的问题又得不到及时的甄别，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深入开展。
①《大青山抗日斗争史》（新版），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5页。
②此处数据前后矛盾，疑为原文笔误。
③《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历史档案部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10页，《绥察行政公署关于绥远行政干部问题总结提纲》（1943年1月）。
三、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干部政策对当今干部政策的启示
风沙已止，硝烟四散，当我们再次打开那些尘封的历史，去翻看、去回顾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干部政策时，我们不难发现，虽然时过境迁，但那些已经泛黄书页上的铿锵文字所饱含的深意，有很多值得今天的我们去学习和借鉴。
（一）任人唯贤，选人以贤德为首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在当时那样艰险的环境下建立、发展和坚持下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领导下，任用了一大批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先，不顾个人生死安危的优秀党政军干部。为掩护革命青年奔赴延安英勇牺牲的贾力更、为革命事业抛家舍业的王经雨、面对严刑拷打就宁死不屈的张二秃、与敌遭遇战斗到最后一刻的毛汉荣……这些人不分地区、不分民族、不分性别、不分政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拥有救民于危难的“贤”和舍生取义的“德”。虽然不同的历史时期，赋予了“贤”和“德”有不同的社会内涵，但是“贤”和“德”却一直都是衡量一个干部的重要标准。
（二）兼顾全局，取士以爱民为先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在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建立之时就担负着阻止日军南下、西进，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大西北的艰巨使命。大青山的一举一动牵动的不仅仅是绥察一地，而是与全国的抗日形势息息相关。同时，由于日伪的挑拨离间和历史上大汉族主义的遗毒，蒙汉民族间还存在民族矛盾。在种种的困难和挑战面前，根据地选用的党政军干部如果没有兼顾全局的斗争眼光和平等爱民的博大胸怀，是绝难担当起历史赋予的重任。纵观古今中外，无论何时何地，得民心者的天下，民心所向即为天下所望，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坚持群众路线绝对是重中之重。特别是在内蒙古这样的少数民族地区，坚持群众路线的同时更要坚持民族平等。因此，以平等爱民之心胸对待各族百姓，以兼顾全局之眼光建设发展民族地区，是选拔少数民族地区干部的重要先决条件。
（三）知人善任，配位以能适为标
在民族地区，同时也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地区，如何任用适合的人从事最适合的工作，是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干部政策的一大亮点。首先，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注重蒙古民族干部的培养和使用，通过蒙古民族干部与本民族群众的天然联系，充分调动蒙古民族抗日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作用。其次，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一直秉行“不怕不会干，就怕不肯学”的干部培养方式，注重在斗争实践中培养干部，并把培养出来的干部放在适合的岗位上。即使在干部极度缺乏的时期，也尽量避免盲目任用干部，对于能力上有所欠缺的干部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加强针对性的培养，使之不但敢担当还要能担当。“敢担当”和 “能担当”是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兼顾的干部配位铁律。
（四）严格风纪，评定以实绩为准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从创建到抗战胜利八年间，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各级党政军干部。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来不得半点虚假。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各级党政军干部要想取得一定的成绩，不是动动嘴皮，耍耍笔杆就可以的，那是需要切实地深入群众，发动群众；真刀真枪地面对敌人，打击敌人；一点一滴地积累经验，斗争实践。正是因为如此，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各级优秀的党政军干部取得的成绩也是实实在在的。在取得工作成绩的同时，干部风纪是一定要与工作成绩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通过对干部的审查甄别，反腐教育等多种方式不断加强干部风纪建设，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逐步建立起了一支能力过硬，风纪过硬的干部队伍。如果没有良好的干部风纪，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是绝不可能在群众中站稳脚跟，更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评定一个好干部的标准不仅仅是他做出了多大的工作成绩，更重要的是要看他是否具有正确地价值取向，是否具有拒腐防变的坚定立场，是否具有为国为民的道德情操。有能力固然重要，但要看这种能力是为谁服务的，如果是为国家安定，百姓富强，那就是国之栋梁，民之福音；如果是为了一己私利，中饱私囊，那就成了国之蛀虫，民之毒药。因此只有成绩与风纪相结合才是评定一个干部工作实绩的最终准则。
（作者单位：中共包头市委员会党史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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